摘要：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惨败后，谁能想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就是在城步这块宝地上，找到了拯救红军的伟大谋略。红军从广西踏入城步这块福地，三天的行军，从官到兵，没精打彩，垂头丧气，行军中寸步难行。但在这块福地上竟给红军中的王稼祥、张闻天、毛泽东争取了时间，创造了酝酿推举毛泽东重返红军领导岗位的机会，在这块原始次森林的洼沟里也没有大股敌人骚扰，虽然地形险要行动艰难，却给红军创造了休整时间。也是红军长征突破湘江之后所遇到的第一次缓冲行军。城步的老山界、十里坪坦、竹岔山、金童山都是通往通道、绥宁的几座紧紧相连的大高山，经过和毛泽东的接触与交心，他确认毛泽东的主张是非常正确的，也是红军生存的唯一出路。对毛泽东的灵活作战方法很敬佩。由此，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得到了思想上的高度统一，所以在城步这段行军路上，自然地组成了拯救红军的“三人军事集团”，“三人军事集团”将向西转兵的决心形成了高度的统一。王稼祥、毛泽东、张闻天也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如何让通道会议召开成功，如何顺利地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城步苗区这二百公里的行军途中还出现有很多动人故事，红军给少数民族困难群众留下了一条棉裤、一盏马灯和一张借条等。许多动人的故事至今广为流传。

主题词：王稼祥 过城步 卓越贡献

城步在祖国这块大地上虽然名气不大，但这么一块小小的地方储藏着你想都不敢想的真实故事。这神奇的宝地不仅山峭多石，气象之雄伟，历代武官名将辈出，将才盈门，宋有杨再兴、元有杨完者、明有蓝玉、沐英、杨洪父子、清有龚继昌、李再万等，在千百年的代代相传中，将帅们总是围着正义与和平而努力抗争，前赴后继为真理而战，为生存而伐，为人民过上好日子敢于抛头洒血，功聚千秋。谁敢相信城步这块宝地是孕育红军发展壮大的一处佳境，在这处神奇的佳境之地，中央红一军团在长征时，就从这块人杰地灵的福地经过，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三人军事集团”给红军带来了最大的生机，可以说通道的转兵、黎坪、遵义等会议都是在城步这块福地上孕育的，为毛泽东同志顺利返回领导指挥红军的岗位作了前期准备工作，寻找到了红军的救星。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惨败后，谁能想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就是在城步这块宝地上，找到了拯救红军的伟大谋略。主要是王稼祥将军在这段艰难险阻的长征路上，十分尊敬和依靠毛泽东，聆听毛泽东的战略主张，与毛泽东的感情越来越深厚，毛泽东的建议与意见，对红军的发展战略，王稼祥听在脑里记在心上，在王稼祥的心里越来越觉得只有毛泽东才是红军的指挥者，带路人，没有毛泽东的思想作指导，红军是没有前途的。在这个紧要关头，王稼祥将军紧锣密鼓，抓住机遇在城步老山界这段羊肠小道上与张闻天亲密接触共同推举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同时与毛泽东、张闻天制定挽救红军的战略决策，在三人的集中智谋下，这一决策成为中国红军历史上的第一个生死转折。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王稼祥将军诞辰118周年，在这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我们特别想念寻找红军救星的王稼祥将军。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的宁都会议，红军由于在李德、博古的控制下排挤最有指挥能力的毛泽东，并撤销了毛泽东的领导职务，毛泽东失去了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红军从八万多人损失到只剩下三万来人，惨痛的血战，兵力折半，使中央红军几乎濒于灭绝的境地。这完全是“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进一步暴露与破产，也是两种路线激烈斗争的结果。这次惨败之后，红军即从广西资源进入城步苗区，在城步苗区这块福地上，借着山峭路陡的艰难行军途中，大家都在深思着一个问题，红军向何处去？谁来拯救这支红军，李德、博古犯下的错误，又有谁来纠正？这就成了红军队伍中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

在南山路上的觉醒

城步老山界是越城岭山脉中的一座大山，四周尽是悬崖峭壁，东连十万古田，北毗猫儿山，南连广西资源，西接金童山。红军湘江战役失败后，由广西的龙胜、资源两地进入城步转通道。湘江之战是红军有始以来的一次大失败，由于伤亡人数超半，士气低落。固执的李德、博古仍然坚持北上。再没有别的选择。红军将士们面对东西南北怎么走定不了向，毛泽东被排挤出红军指挥集团，而且身体患疟疾病，执掌政权的李德、博古成了无头苍蝇。红军从广西踏入城步这块福地，三天的行军，从官到兵，没精打彩，垂头丧气，行军中寸步难行。但在这块福地上竟给红军中的王稼祥、张闻天、毛泽东争取了时间，创造了酝酿推举毛泽东重返红军领导岗位的机会，在这块原始次森林的洼沟里也没有大股敌人骚扰，虽然地形险要行动艰难，却给红军创造了休整时间。也是红军长征突破湘江之后所遇到的第一次缓冲行军。城步的老山界、十里坪坦、竹岔山、金童山都是通往通道、绥宁的几座紧紧相连的大高山，是一条崎岖险要之道，也是猎人留下的隐约可见的小道，东西长400多公里，南北宽200公里，其中最高的山属猫儿山，其次是南山和金童山，猫儿山的海拔2143米，是城步与广西交界处的最高山峰，南山和老山界海拔1940.6米，山林茂密，原始次森林和荔刺覆盖着整个大山，山山重叠，山路非常陡峭危险，人靠爬行，战马更难走，上界时人踩着头，手摸着脚，攀悬崖，钻草丛，有几段路程连歇息一下的地方都没有，正如长征组歌描述的一样，“横断山，路难行”......刚刚吃了败仗，而又失去大部分战友的红军战士，完全失去了信心。犯严重左倾路线错误的李德、博古等指挥官都在垂头丧气，博古在失败中看到牺牲的战士和血染的湘江河，低头没话可说，就连一向傲慢骄横累犯“左”倾冒险主义的李德也在击肚敲头，对自己犯下的严重错误，给红军造成极大的损失，觉得不可饶恕。红军战士们三人一组，五人一群不论是行军还是休息都在议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领导指挥失误，不分析敌我战况。而酿成的惨痛悲剧。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和各位将领也在认真思考这次湘江血战的失败原因，大部分红军将领认为红军以胜利到失败，从8万多红军在一次战役中就折损一半多，战士们在寻找教训在那里，失败的原因在那里，是领导的指挥错误，还是战士们消极应战，或者是地形不利于我，在这样的严重关头，经过认真地思考与总结，从中认识到是红军最高指挥者李德、博古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对敌我力量估计不足，对敌人的兵力布控分析不透所造成的恶果。在总结经验教训中，王稼祥将军从中看到了一丝曙光，他把第五次反“围剿”与前面四次的反围剿紧密联系起来，王将军逐渐觉悟到这是博古、李德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是盲目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结果，当时任红军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同志。在所剩三万多红军战士踏进城步这块土地上时，毛泽东一直在深思熟虑，特别是王稼祥他躺在担架上穿梭在毛泽东和张闻天之间，认真讨论研究寻找失败的原因，期盼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红军才有生存的希望。他对现任的博古、李德的军事集团产生严重怀疑和不信任，要求张闻天协同周恩来对红军指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通过组织形式予以改换。当时，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对张闻天，王稼祥的启发很大，王稼祥、张闻天在毛泽东的引导下，他们俩对毛泽东的战略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了解，领悟到毛泽东才是红军的指挥者和领路人。王稼祥看到红军内部很乱，精神很差，所有红军战士的不满情绪全部集中在李德、博古排挤了毛泽东，剥夺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权和指挥权。特别是经过湘江战役后，红军队伍中的全体将士反李德、博古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达到了最高点。

王稼祥活跃在老山界

在穿越老山界的艰难行军中，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将军最喜欢接触毛泽东，他最早对毛泽东同志的第一印像，是1931年3月，王稼祥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苏区的革命工作中，与毛泽东的接触增多，他看到在中央苏区凡是按毛泽东的主张去办的，行之有效，按王明指示去办的，往往适得其反。这使王稼祥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此，在政治上和军事观点上越来越倾向于毛泽东，“《摘自2016年第10期（党史纵览）》”在1933年4月的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王稼祥同志身负重伤，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导致其伤口化浓，而没有恢复健康。长征刚开始时，李德、博古把王稼祥、毛泽东、张闻天3人分别被安排在不同的军团之中，这样的安排，毛泽东非常不满，并提出了坚决反对的意见，经过毛泽东的据理力争，博古才同意将他们“三人”安排在红一军团，走在了一起。一路上，张闻天累了骑马，攀登险要路段时与战士们牵手同行，毛泽东同志因为长时间身患疟疾，同王稼祥一前一后各自躺在担架上。他们三人一直活跃在老山界这段城步中枢路段，城步苗区人民写出他们三人为“两副担架一匹马”的故事。红军脚下的城步十里坪坦、南山、老山界和金童山。山山相连，悬崖绝壁杂草丛生，虽然有树木，战士们每迈出一步都非常困难。行军中毛泽东、王稼祥虽然躺在担架上俩人为抬担架的战士们辛苦担心，但是王稼祥虽然躺在担架上，他还是最活跃，最忙的人，也是一个最热衷于做思想工作的将军。两副担架在休息时，王稼祥总是要求把他和毛泽东的担架靠拢在一起，便于与毛泽东接触。由于毛泽东被撤职后，取消了对他的特殊生活食品供应，王稼祥就把自己的一份特供食品同毛泽东共同食用，俩人相互关照、交流思想。协同毛泽东同志认真研究红军的生存之道，探求新的希望。经过和毛泽东的接触与交心，他确认毛泽东的主张是非常正确的，也是红军生存的唯一出路。他就极力和一些红军将领谈思想，推举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张闻天对毛泽东比较了解，对毛泽东的灵活作战方法很敬佩。张闻天完全同意并支持王稼祥的意见。由此，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得到了思想上的高度统一，所以在城步这段行军路上，自然地组成了拯救红军的“三人军事集团”，这“三人军事集团”，分别在寻找挽救红军、挽救党的绝对办法，“三人军事集团”中的毛泽东提出坚决阻止红军北上，决不能去湘西与二、六军团汇集。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齐心努力，下最大的决心，坚决扭转这一错误的决定，确定向西转兵的前进路线，张闻天、王稼祥同志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决策后，一个凭着自己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个是红军军委副主席和政治部主任的要职。穿梭在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军事要员之中，把毛泽东阻止红军北上，向西转兵的主张和向贵州进军的充分理由，耐心细致地说服各位将领，他们“三人军事集团”为了达到目的，毛泽东亲自与他两去找当时执掌军事指挥权的周恩来汇报，争取得到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将阻止北上，向西转兵的意义与敌我兵力的悬殊，分析国民党重兵围剿，把向西兵力薄弱的地方进军等理由向周恩来详细报告后，得到了周恩来的肯定与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王稼祥同志凭着衷爱红军的正确思想和敏锐的目光，他的工作越做越广，越做越深入，越做越成功，王稼祥的辛劳与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他在“三人军事集团”中也就是在城步这块土地上为挽救红军的生存立下了头功。

王稼祥为红军“把脉”

我们在调研查阅和学习红军长征过城步的各种资料时，充分了解到，王稼祥在翻越城步老山界的悬崖陡峭的山道时，借着和毛泽东也躺在担架上一同歇息，开饭和宿营都在一起的机会，主动与毛泽东商量对策，倾听毛泽东的独特见解，了解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聆听毛泽东为挽救这三万多红军的重大计谋，首先尽力争取同意向西转兵的力量，为红军确定向西前进方向。王稼祥是红军高层主力骨干中最肯动脑筋的人。而且他是一名非常细心并有着清醒头脑的人，更是一名顾大局、识大体、非常具有正义感的红军将领，他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早就心里有数，他知道李德这个外国军事家在不掌握中国国情和军情的情况下，只图硬拼，不讲战术的错误指挥，加之博古的顽固执行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造成红军将士的最大牺牲。他对李德、博古的工作思路，指挥能力，领导才能了如指掌。对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作战观点，和游击战术的灵活性，非常赞赏。同时在路线斗争中也只有毛泽东同志敢于挺身而出同“左倾”冒险主义作斗争，在红军中也只有毛泽东才能深思熟虑地为红军的命运着想，为红军的前途操心。他亲身体会到毛泽东被排挤出中央红军领导地位后，看到红军队伍中的乱象心急如焚。他看到带病的毛泽东总是心系红军的安危，红军向何处去，王稼祥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这个关键时刻，要怎样才能纠正“左倾”冒险主义歪风，在最为难的三岔路口，在最危险的深山老林，在最崎岖的悬崖峭壁小道上，王稼祥借此机会，躺在担架翻来复去地思维着，利用自己的地位，主动与其他红军将领促膝谈心，他用自己坦诚、担当的实际行动，和毛泽东、张闻天三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让“三人军事集团”在红军中成为与“左倾”冒险主义作斗争的核心。在城步这段路途中，虽然路难走，但这崎岖的道路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将军来处理和分析红军的生死存亡赢得了时间，在这段艰难的行军路上，如果没有王稼祥将军主动与毛泽东、张闻天的谋略之合和在担架上的艰辛付出，没有王稼祥在为红军的生存“把脉”，红军各位将领绝不会如此较快地把思想转过弯来，王稼祥独特的工作，得到毛泽东的高度信任。促使这“三人军事集团”将向西转兵的决心形成了高度的统一。落实宣传毛泽东坚决阻止北上的建议，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的重要指导思想，尽量多争取红军将领支持毛泽东回到红军领导地位。同时王稼祥、毛泽东、张闻天也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如何让通道会议召开成功，如何顺利地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一路一路，一题又一题，王稼祥和张闻天都是在按毛泽东的思想观点做工作，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通道转兵，就是在城步这块宝地上孕育成功的。到达通道后，“三人军事集团”提出必须要召开一个临时紧急会议，会议中当时只有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李德、博古等六人参加，因情况紧急，中央许多领导人没有到会，这个临时会议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以四比二取胜，促成了通道转兵以多胜少的决议成功，获得了关键性战略转移的第一步。为实现毛泽东战略性转兵奠定了基础，也为毛泽东返回红军领导岗位布好了局。在城步这段行军路上，没有王稼祥的积极为红军的生存“把脉”，没有王稼祥、张闻天挺身而出地支持毛泽东，没有王稼祥、毛泽东、张闻天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为红军寻找生存妙方，就没有红军的生存希望。

在城步苗区这二百公里的行军途中还出现有很多动人故事，红军给少数民族困难群众留下了一条棉裤、一盏马灯和一张借条等。许多动人的故事至今广为流传。特别是王稼祥在长征过城步途中为红军“把脉”是历史的创举。也充分说明，我们城步这块福地，为拯救红军创造出世界的最奇迹。

王将军的特别贡献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1974年1月25日）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全国解放后他在新中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部长等要职，他既不居功自傲，也不跑官要官，以一个普通党员将士的身份，听从党的安排服从国家的需要，在各个岗位上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给予王稼祥同志的高度评价是：“王稼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优秀的外交家”。

王稼祥的历史功绩很多，恕不能一一推举，我在学习党和军队的历史之后，充分认识到王稼祥同志在党内和红军队伍中为挽救红军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讲的是实事求是，求的是党性原则，遵守的是红军队伍中的纪律，务实的工作作风和为党为红军着想的敬业精神，敢于同“左倾”冒险主义作斗争的坚强斗志和坚定的党性立场，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

这篇文章，主要是为纪念红军长征过城步九十周年的特别日子，启发后人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认真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爱党、爱国、爱军的坚定信念，为新形势下的祖国发展和强大，贡献出自己的最大力量。

参考文献：1、《党史纵横》（2016年第10期）

2、《城步县志》（199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3、《长征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

作者：吴扬勋，1954年生，中共党员，历任区党委书记、民委党组书记主任、县政府副调研员、2005年以全国苗族代表身份光荣出席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并被选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2013年至今任城步苗族自治县苗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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